大义觉迷录
（清）雍正皇帝编纂
雍正上谕二份
上谕：自古帝王之有天下，莫不由怀保万民，恩如四海，膺上天之眷命，协亿兆之欢心，用能统一寰区，垂庥奕世。盖生民之道，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。此天下一家，万物一体，自古迄今，万世不易之常经。非寻常之类聚群分，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。《书》曰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盖德足以君天下，则天锡佑之，以为天下君，未闻不以德为感孚，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。又曰：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此民心向背之至情，未闻亿兆之归心，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。又曰：“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”惟有德者乃能顺天，天之所与，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？我国家肇基东土，列圣相承，保万邦，天心笃佑，德教弘敷，恩施遐畅，登生民于衽席，遍中外而尊亲者，百年于兹矣。
夫我朝既仰承天命，为中外臣民之主，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，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？而中外臣民，既共奉我朝以为君，则所以归诚效顺，尽臣民之道者，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。此揆之天道，验之人理，海隅日出之乡，普天率土之众，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。悉子悉臣，罔敢越志者也。乃逆贼吕留良，凶顽悖恶，好乱乐祸，拢彝伦，私为著述，妄谓“德祐以后，天地大变，亘古未经，于今复见”。而逆徒严鸿逵等，转相附和，备极猖狂，余波及于曾静，幻怪相煽，恣为毁谤，至谓“八十余年以来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”。在逆贼等之意，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，入为中国之主，妄生此疆彼界之私，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。不知本朝之为满洲，犹中国之有籍贯。舜为东夷之人，文王为西夷之人，曾何损于圣德乎？《诗》言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者，以其僭王猾夏，不知君臣之大义，故声其罪而惩艾之，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。若以戎狄而言，则孔子周游，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。而秦穆之霸西戎，孔子删定之时，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。盖从来华夷之说，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，彼此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，南人指北为索虏，在当日之人，不务修德行仁，而徒事口舌相讥，已为至卑至陋之见。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，华夷一家之时，而妄判中外，谬生忿戾，岂非逆天悖理，无父无君，蜂蚁不若之异类乎？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，明代自嘉靖以后，君臣失德，盗贼四起，生民涂炭，疆圉靡宁，其时之天地，可不谓之闭塞乎？本朝定鼎以来，扫除群寇，寰宇安，政教兴修，文明日盛，万民乐业，中外恬熙，黄童白叟，一生不见兵革，今日之天地清宁，万姓沾恩，超越明代者，三尺之童亦皆洞晓，而尚可谓之昏暗乎？
夫天地以仁爱为心，以覆载无私为量。是为德在内近者，则大统集于内近，德在外远者，则大统集于外远。孔子曰：“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自有帝王以来，其揆一也。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，不论天心之取舍，政治之得失，不论民物之安危，疆域之大小，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，区区地界为忿嫉，公然指斥，以遂其昧弃彝伦，灭废人纪之逆意。至于极尽狂吠之音，竟敢指天地为昏暗，岂皇皇上天，鉴观有赫，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？且逆贼吕留良等，以夷狄比于禽兽，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，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，若据逆贼等论，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。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？自詈乎？詈人乎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，幅员不能广远，其中有不向化者，则斥之为夷狄。如三代以上之有苗、荆楚、狁，即今湖南、湖北、山西之地也。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？至于汉、唐、宋全盛之时，北狄、西戎世为边患，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。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。自我朝入主中土，君临天下，并蒙古极边诸部落，俱归版图，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，乃中国臣民之大幸，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！从来为君上之道，当视民如赤子，为臣下之道，当奉君如父母。如为子之人，其父母即待以不慈，尚不可以疾怨忤逆，况我朝之为君，实尽父母斯民之道，殚诚求保赤之心。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，则为君者，不知何道而后可也。
从前康熙年间，各处奸徒窃发，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，如一念和尚、朱一贵者，指不胜屈。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，假称朱姓，托于明之后裔，遇星士推算，有帝王之命，以此希冀鼓惑愚民，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。从来异姓先后继统，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。否则，隐匿姓名伏处草野，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，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。似此蔓延不息，则中国人君之子孙，遇继统之君，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，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？况明继元而有天下，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。以纲常伦纪言之，岂能逃篡窃之罪？至于我朝之于明，则邻国耳。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，是时边患肆起，倭寇骚动，流贼之有名目者，不可胜数。而各村邑无赖之徒，乘机劫杀，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，又借征剿之名，肆行扰害，杀戮良民请功，以充获贼之数。中国民人死亡过半，即如四川之人，竟致靡有孓遗之叹。其偶有存者，则肢体不全，耳鼻残缺，此天下人所共知。康熙四五十年间，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，垂涕泣而道之者。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，削平群寇，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，而登之衽席之上。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，至矣！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，史不胜书。其藩王之后，实系明之子孙，则格外加恩，封以侯爵，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。而胸怀叛逆之奸民，动则假称朱姓，以为构逆之媒。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，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，冀遂其叛逆之志。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，实明代之仇雠也。
且如中国之人，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，其害不过妄意诋讥，蛊惑一二匪类而已。原无损于是非之公，伦常之大。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，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，则中国之人，其何所托命乎？况抚之则后，虐之则仇，人情也，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，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。假使为君者，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，为下者其能堪乎？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，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？孔子曰：“君子居是邦也，不非其大夫。”况其君乎！又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，其大夫犹不可非。我朝奉天承运，大一统太平盛世，而君上尚可谤议乎？且圣人之在诸夏，犹谓夷狄为有君，况为我朝之人，亲被教泽，食德服畴，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？韩愈有言：“中国而夷狄也，则夷狄之；夷狄而中国也，则中国之。”历代从来，如有元之混一区宇，有国百年，幅员极广，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，而后世称述者寥寥。其时之名臣学士，著作颂扬，纪当时之休美者，载在史册，亦复灿然具备，而后人则故为贬词，概谓无人物之可纪，无事功之足录，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，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，欲贬抑淹没之耳。
不知文章著述之事，所以信今传后，著劝戒于简编，当平心执正而论，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，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，细大不遗。庶俾中国之君见之，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，自必生奋励之心，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，信直道之常存，亦必愈勇于为善，而深戒为恶，此文艺之功，有补于治道者，当何如也。倘故为贬抑淹没，略其善而不传，诬其恶而妄载，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，自享令名，不必修德行仁，以臻隆之治。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，以为纵能夙夜励精，勤求治理，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，而为善之心，因而自怠。则内地苍生，其苦无有底止矣。其为人心世道之害，可胜言哉！况若逆贼吕留良等，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，大经大法，概为置而不言，而更空妄撰，凭虚横议，以无影无响之谈，为惑世诬民之具。颠倒是非，紊乱黑白，以有为无，以无为有。此其诞幻张，诳人听闻，诚乃千古之罪人，所谓悯不畏死，凡民罔不憝，不待教而诛者也，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。此等险邪之人，胸怀思乱之心，妄冀侥幸于万一。曾未通观古今大势，凡首先倡乱之人，无不身膏斧锧，遗臭万年。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，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？即当世运式微之时，其首乱之人，历观史册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。如秦末之陈涉、项梁、张耳、陈余等，以至元末之刘福通、韩林儿、陈友谅、张士诚等，虽一时跳梁，究竟旋为灰烬。而唐宋中叶之时，其草窃之辈，接踵叠迹，亦同归于尽。总之，此等奸民，不知君臣之大义，不识天命之眷怀，徒自取诛戮，为万古之罪人而已。
夫人之所以为人，而异于禽兽者，以有此伦常之理也。故五伦谓之人伦，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。君臣居五伦之首，天下有无君之人，而尚可谓之人乎？人而怀无君之心，而尚不谓之禽兽乎？尽人伦则谓人，灭天理则谓禽兽，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。且天命之以为君，而乃怀逆天之意，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？朕思秉彝好德，人心所同，天下亿万臣民，共具天良，自切尊君亲上之念，无庸再为剖示宣谕。但险邪昏乱之小人，如吕留良等，胸怀悖逆者，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。用颁此旨特加训谕，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，当问天扪心，各发天良，详细自思之。朕之详悉剖示者，非好辩也。古昔人心淳朴，是以尧舜之时，都俞吁，其词甚简。逮至殷周之世，人心渐不如前，故《殷盘》、《周诰》所以告诫臣民者，往复周详肫诚剀切，始能去其蔽固，觉其遇蒙，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。每见阴险小人，为大义所折，理屈词穷，则借圣人之言，以巧为诋毁，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，因子路“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”之语而发。盖以无理之论，而欲强胜于人，则谓之佞，所谓御人以口给也。若遇吕留良、严鸿逵、曾静等逆天背理，惑世诬民之贼，而晓以天经地义，纲常伦纪之大道，使愚昧无知，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，豁然醒悟，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，此乃为世道人心计，岂可以谓之佞乎？天下后世自有公论。著将吕留良、严鸿逵、曾静等悖逆之言，及朕谕旨，一一刊刻，通行颁布天下各府、州、县、远乡僻壤，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，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，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，人人观览知悉。倘有未见此书，未闻朕旨者，经朕随时察出，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。特谕。
上谕：朕荷上天眷佑，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，君临天下。自御极以来，夙夜孜孜，勤求治理，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，然爱养百姓之心，无一时不切于寤寐，无一事不竭其周详。抚育诚求，如保赤子，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，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，各期登之衽席，而无一夫不得其所。宵旰忧勤，不遑寝食，意谓天下之人，庶几知朕之心，念朕之劳，谅朕之苦，各安生业，共敦实行，人心渐底于善良，风俗胥归于醇厚，朕虽至劳至苦，而此心可大慰矣。岂意有逆贼曾静，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，劝其谋反，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，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。廷臣见者，皆疾首痛心，有不共戴天之恨，似此影响全无之事，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，实如犬吠狼嗥，何足与辩？既而思之，逆贼所言，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，则当回护隐忍，暗中寝息其事，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，加之于朕，朕之心可以对上天，可以对皇考，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。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，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，捏造流言，摇众心而惑众听，若不就其所言，明目张胆宣示播告，则魑魅魍魉，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？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，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，四十余年以来，朕养志承欢，至诚至敬，屡蒙皇考恩谕。诸昆弟中，独谓朕诚孝，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。朕在藩邸时，仰托皇考福庇，安富尊荣，循理守分，不交结一人，不与闻一事，于问安视膳之外，一无沽名妄冀之心。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。
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，朕奉皇考之命，代祀南郊，时皇考圣躬不予，静摄于畅春园，朕请侍奉左右，皇考以南郊大典，应于斋所虔诚斋戒，朕遵旨于斋所至斋。至十三日，皇考召朕于斋所，朕末至畅春园之先，皇考命诚亲王允祉、淳亲王允祐、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公允、怡亲王允祥、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，谕曰：“皇四子人品贵重，深肖朕躬，必能克承大统。”著继朕即皇帝位。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，未在京师，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贝勒允、贝子允祎，俱在寝宫外祗候。及朕驰至，问安皇考，告以症候日增之故，朕含泪劝慰。其夜戌时龙驭上宾，朕哀恸号呼，实不欲生。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，朕闻之惊恸，皆仆于地。诚亲王等向朕叩首，劝朕节哀。朕始强起办理大事。此当日之情形，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，所共知共见者。夫以朕兄弟之中，如阿其那、塞思黑等，久蓄邪谋，希冀储位，当兹授受之际，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，安肯帖无一语，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？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，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。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，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，阖宫中若老若幼，皆深知者。朕受鞠育深恩，四十年来，备尽孝养，深得母后之慈欢，谓朕实能诚心孝奉。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，有此孝顺之子，皆为母后称庆，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。及皇考升遐之日，母后哀痛深至，决意从殉，不饮不食。朕稽颡痛哭，奏云：“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，今圣母若执意如此，臣更何所瞻依，将何以对天下臣民，亦惟以身相从耳。”再四哀恳，母后始勉进水浆。自是以后，每夜五鼓，必亲诣昭仁殿，详问内监，得知母后安寝，朕始回苫次。
朕御极后，凡办理朝政，每日必行奏闻，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。朕奏云：“臣于政务素未谙练，今之所以奏闻者，若办理未合，可以仰邀训诲，若办理果当，可仰慰慈怀，并非于予政事也。”后朕每奏事，母后辄喜，以皇考付托得人，有不枉生汝，勉之莫怠之慈旨。母后素有痰疾，又因皇考大事，悲恸不释于怀，于癸卯五月，旧恙举发。朕侍奉汤药，冀望痊愈。不意遂至大渐。朕向来有畏暑之疾，哀痛擗踊，屡次昏晕，数月之内，两遭大事，五内摧伤，几不能支，此宫廷所共知者。朕于皇考、母后大事，素服斋居，三十三月如一日，除祭祀大典，及办理政事外，所居之地，不过屋宇五楹，不听音乐，不事游览，实尽三年谅阴之礼，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。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，无不尽礼敬养，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，岂有母后生我，而朕孺慕之心，有一刻之稍懈乎？况朕以天下孝养，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，有所吝惜乎？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，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。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。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，暗行镇魇，冀夺储位，二阿哥昏乱失德。皇考为宗庙社稷计，将二人禁锢。此时曾有朱笔谕旨：“朕若不讳；二人断不可留。”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，现存宗人府。
朕即位时，念手足之情，心实不忍，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，心怀叵测，固结党援，往往借端生事，煽惑人心，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，消除妄念，安静守法，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，厚加禄赐，为朕世外兄弟，此朕素志也。所以数年以来，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，皆不令称御赐，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。二阿哥常问云：“此出自皇上所赐乎？我当谢恩领受。”而内侍遵朕旨，总不言其所自。及雍正二年冬间，二阿哥抱病，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，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，听二阿哥自行选用。二阿哥素知医理，自与医家商订方药。迨至病势渐重，朕遣大臣往视，二阿哥感朕深恩，涕泣称谢云：“我本有罪之人，得终其天年，皆皇上保全之恩也。”又谓其子弘皙云：“我受皇上深恩，今生不能仰报，汝当竭心尽力，以继我未尽之志。”及二阿哥病益危笃，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。伊见黄舆，感激朕恩，以手加额，口诵佛号。以上情事，咸安宫宫人、内监百余人，皆所目睹者。及病故之后，追封亲王，一切礼仪有加，且亲往哭奠，以展悲恸。其丧葬之费，动支库帑，悉从丰厚，命大臣等尽心办理，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，优加赐赉。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，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。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，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，妄希非分，包藏祸心，与塞思黑、允、允结为死党，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，实为罪魁，塞思黑之狡诈奸顽，亦与相等。允狂悖糊涂，允卑污庸恶，皆受其笼络，遂至胶固而不解，于是结交匪类，蛊惑人心，而行险侥幸之辈，皆乐为之用，私相推戴，竟忘君臣之大义。以致皇考忧愤震怒，圣躬时为不豫，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“父子之情已绝”之旨。其他忿激之语，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。朕以君父高年，忧怀郁结，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，以宽慰圣心，其事不可枚举。及皇考升遐之日，朕在哀痛之时，塞思黑突至朕前，箕踞对坐，傲慢无礼，其意大不可测，若非朕镇定隐忍，必至激成事端。朕即位以后，将伊等罪恶，俱行宽宥，时时教训，望其改悔前愆，又加特恩，将阿其那封为亲王，令其辅政，深加任用。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，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，则群小自然解散。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，以未遂平日之大愿，恚恨益深，且自知从前所为，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，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，扰乱国政，颠倒纪纲，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，及于宗社。此廷臣所共见，人人无不发指者。
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，原欲离散其党，不令聚于一处，或可望其改过自新。岂知伊怙恶不悛，悖乱如故，在外寄书允，公然有“机会已失，悔之无及”等语。又与伊子巧编格式，别造字样，传递京中信息，缝于骡夫衣袜之内，诡计阴谋，甚于敌国奸细。有奸民令狐士仪，投书伊处，皆反叛之语，而伊为之隐藏。其他不法之处甚多，不可胜数。允赋性狂愚，与阿其那尤相亲密，听其指使。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，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，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，致触圣怒，欲手刃允。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。皇考高年，知伊愚逆之性，留京必致妄乱启衅，后因西陲用兵，特遣前往效力，以疏远之。伊在军前，贪婪淫纵，恶迹种种。及朕即位，降旨将伊唤回，伊在朕前放肆傲慢，犯礼犯分，朕悉皆曲宥，仍令奉祀景陵。竟有奸民蔡怀玺，投书伊之院中，造作大逆之言，称允为皇帝，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。允见书，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，向该管总兵云：“此非大事，可酌量完结。”即此，则其悖乱之心，何尝改悔耶！允无知无耻，昏庸贪劣，因其依附邪党，不便留在京师，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。伊至张家口外，托病不行，而私自禳祷，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，怨望慢亵，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。朕俱曲加宽宥，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，必不安静奉法，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，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，经伊跟随太监举出，及加审讯，鉴鉴可据。允亦俯首自认，不能更辩一词。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，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，允大罪十四款，又特参允镇魇之罪，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，以彰国宪。朕再四踌躇，实不忍，暂将阿其那拘禁，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，待其回奏，然后定夺。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。令一切饮食所需，听其索取。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，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，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，亦伏冥诛。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，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、塞思黑等，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，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？
朕在藩邸，光明正大，公直无私，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，其待朕悉恭敬尽礼，并无一语之争竟，亦无一事之猜嫌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，莫不知者。今登大位，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，而为报怨泄愤之举，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，负荷甚重，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，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，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，存小不忍之见，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。古人大义灭亲，周公所以诛管蔡也，假使二人不死，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。但二人之死，实系冥诛，众所共知共见。朕尚未加以诛戮也。至于朕秉公执法，锄恶除奸，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，若朕心以此为讳，则数年之中，或暗赐鸩毒，或遣人伤害，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，何必咨询内外诸臣，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，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？至允、允将来作何归结，则视乎本人之自取，朕亦不能予定。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。朕之兄弟多人，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，于秉性聪明，稍有胆识者，则百计笼络，使之入其匪党，而于愚懦无能者，则恐吓引诱，使之依附声势，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，堕其术中。即朕即位以后，而怀藏异心者，尚不乏人，朕皆置而不问。朕之素志，本欲化导诸顽，同归于善，俾朝廷之上，共守君臣之义，而宫廷之内，得朕兄弟之情，则朕全无缺陷，岂非至愿。无如伊等恶贯满盈，获罪于上天、皇考，以致自速冥诛，不能遂朕之初念。此朕之大不幸，天下臣庶，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，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，朕不辩亦不受也。
至逆书谓朕为贪财，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，富有四海，府库充盈，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，使薄海黎庶，莫不均沾。如各省旧欠钱粮，则蠲免几及千万两，江南、江西、浙江之浮粮，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。地方旱涝偶闻，即速降谕旨，动帑遣官，多方赈恤，及灾伤勘报之后，或按分数蠲除，或格外全行豁免。今年又降谕旨，被灾蠲免分数，加至六分七分。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，兴修水利，开种稻田，以及各省建造工程，备办军需，恩赐赏赉，所费数百万两，皆内动支帑项，丝毫不使扰民。夫以额徵赋税，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，毫无吝惜，而谓朕为贪财，有是理乎？只因从前贪官污吏，蠹国殃民，即置重典，亦不足以蔽其辜。但不教而杀，朕心有所不忍，故曲宥其死，已属浩荡之恩，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，以长子孙，则国法何存，人心何以示儆？况犯法之人，原有籍没家产之例，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，照例抄没，以彰宪典，而惩贪污，并使后来居官者，知赋私之物，不能入已，无益有害，不敢复蹈故辙，勉为廉吏，此朕安百姓，整饬吏治之心。今乃被贪财之谤，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，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？至于属员，虚空钱粮，有责令上司分赔者，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，有瞻徇容隐之风，若不重其责成，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，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。是以设此惩创之法，以儆惕之。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，下寮群知奉公，朕自有措施之道。若因此而谤为贪财，此井蛙之见，焉知政治之大乎？至逆书谓朕好杀，朕性本最慈，不但不肯妄罚一人，即步履之间，草木蝼蚁，亦不肯践踏伤损。即位以来，时刻以祥刑为念，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，朕往复披览，至再至三，每遇重犯，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，则心为愉快，倘稍有可疑之处，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，期于平允。六年以来，秋审四经停决，而廷议缓决之中，朕复降旨，察其情罪稍轻者，令行矜释，其正法及勾决之犯，皆大逆大恶之人，万万法无可贷者。夫天地之道，春生秋杀。尧舜之政，弼教明刑。朕治天下，原不肯以妇人之仁，弛三尺之法。但罪疑惟轻，朕心慎之又慎，惟恐一时疏忽，致有丝毫屈枉之情，不但重辟为然，即笞杖之刑，亦不肯加于无罪者，每日诚饬法司，及各省官吏等，以钦恤平允为先务。今逆贼谓朕好杀，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？
又逆书谓朕为酗酒，夫酒醴之设，圣贤不废。古称尧千钟，舜百，《论语》称孔子惟酒无量，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，不必讳言。但朕之不饮，出自天性，并非强致。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。一日忽奏云：“臣在京许久，每日进见，仰瞻天颜，全不似饮酒者，何以臣在外任，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。”朕因路振扬之奏，始知外闻有此浮言，为之一笑。今逆贼酗酒之谤，即此类也。又逆书谓朕为淫色。朕在藩邸，即清心寡欲，自幼性情不好色欲。即位以后，宫人甚少。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，未有如朕者。远色二字，朕实可以自信，而诸王大臣近侍等，亦共知之。今乃谤为好色，不知所好者何色？所宠者何人？在逆贼既造流言，岂无耳目，而乃信口讥评耶！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。朕之待人，无一事不开诚布公，无一处不推心置腹，胸中有所欲言，必尽吐而后快，从无逆诈，亿不信之事。其待大臣也，实视为心膂股肱，联络一体，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。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。至于年羹尧、鄂伦岱、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。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，忍于背负，胸怀不轨，几欲叛逆。其贪酷狂肆之罪，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，揆以国法，应置极刑。而朕犹念其西藏、青海之功，从宽令其自尽；其父兄俱未处分，其子之发遣远方者，今已开恩赦回矣。鄂伦岱、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。伊等之意，竟将东宫废立之权，俨若可以操之于己。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，皇考审询伊之太监，比将鄂伦岱、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，一一供出，荷蒙皇考宽宥之恩，不加诛灭。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，毫无畏惧，愈加亲密，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，故意触犯皇考之怒。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，为此忿懑恚恨，臣工莫不切齿。阿灵阿罪大恶极，早伏冥诛。伊子阿尔松阿，仿效伊父之行，更为狡狯。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，冀其洗心涤虑，以盖前愆，特加任用，并令管理刑部事务。而伊逆心未改，故智复萌，颠倒是非，紊乱法律。一日审理刑名，将两造之人，用三木各夹一足，闻者皆为骇异。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，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，其他狂悖妄乱之处，不可殚述。朕犹不忍加诛，特命发往奉天居住，使之解散其党羽，尚可曲为保全，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，但怀怨望之心，而在京之邪党，仍然固结，牢不可破。朕再四思维，此等巨恶，在天理国典，断不可赦，于是始将二人正法。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，罪恶滔天，实逆党之首恶。隆科多则罔上欺君，款迹昭著。二人皆伏冥诛，未膺显戮。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，朕细思朕于年羹尧、鄂伦岱、阿尔松阿三人之外，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。想逆贼即以年羹尧、鄂伦岱、阿尔松阿、苏努、隆科多等为忠良乎？天下自有公论也。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。朕在藩邸四十余年，于人情物理，熟悉周知，谗谄面谀之习，早已洞察其情伪，而厌薄其卑污。不若冲幼之主，未经阅历者也。是以即位以来，一切称功颂德之文，屏弃不用，不过臣工表文，官员履历，沿习旧日体式，作颂圣之句，凑合成章，朕一览即过，不复留意。日日训谕大小臣工，直言朕躬之阙失，详陈政事之乖差，以忠谠为先，以迎合为戒。是以内外诸臣，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，恐为朕心之所轻。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，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？以上诸条，实全无影响，梦想不及之事，而逆贼灭绝彝良，肆行诋毁者，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。如阿其那、塞思黑等之奸党，被朕惩创拘禁，不能肆志，怀恨于心，或贪官污吏，匪类棍徒，怨朕执法无私，故造作大逆之词，泄其私愤。且阿其那、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，谋夺储位，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。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，因而嫉妒同气，排挤贤良，入其党者，则引为腹心。远其党者，则视为仇敌。又如阿其那，自盗廉洁之名，而令塞思黑、允、允贪赋犯法，横取不义之财，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。且允出兵在外，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，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，听其挥霍。前允之子供出，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。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，逐日沉醉。当朕切加训诫之时，尚不知改。伊之护军九十六，以直言触怒，立毙杖下，长史胡什吞，亦以直言得罪，痛加楚，推入水中，几至殒命。允亦素性嗜酒，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。允又复渔色宣淫，不知检束，以领兵之重任，尚取青海台吉之女，及蒙古女子多人，恣其淫荡，军前之人谁不知之？
今逆书之毁谤，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，伊等即负疚于心，而又衔怨于朕，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，此鬼蜮之伎俩也。且伊等之奴隶太监，平日相助为虐者，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，故于经过之处，布散流言。而逆贼曾静等，又素怀不臣之心，一经传闻，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。向因储位未定，奸宄共生觊觎之情，是以皇考升遐之后，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，暗行窥伺。及朕缵承大统，继志述事，数年以来幸无失政。天人协应，上下交孚，而凶恶不轨之徒，不能乘间伺觉，有所举动，逆志迫切，自知无得逞之期，遂铤而走险，甘蹈赤族之罪，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。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。又逆书云“明君失德，中原陆沉，夷狄乘虚入我中国，窃据神器”等语。我朝发祥之始，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，积德累功，至于太祖高皇帝，天锡神武，谋略盖世，法令制度，规模弘远。是以统一诸国，遐迩归诚，开创帝业。迨太宗文皇帝，继位践祚，德望益隆，奄有三韩之地，抚绥蒙古，为诸国之共主。是本朝之于明，论报复之义，则为敌国，论交往之礼，则为与国。本朝应得天下，较之成汤之放桀，周武之伐纣，更为名正而言顺，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。崇祯殉国，明祚已终，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，中原涂炭，咸思得真主，为民除残去虐。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，命将兴师，以定祸乱。干戈所指，流贼望风而遁。李自成为追兵所杀，余党解散。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，安辑畿辅，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，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。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，大有造于明者也。是以当时明之臣民，达人智士，帖然心服，罔不输诚向化。今之臣民，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，不忘明德者，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，不应更有异说也。况自甲申，至今已八十余年，自祖父以及本身，履大清之土，食大清之粟，而忍生叛逆之心，倡狂悖之论乎？
逆书云：“夷狄异类，詈如禽兽。”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？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义存心。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，不识纲维，不知礼法，蠢然漠然，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。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，喀而喀等，尊君亲上，慎守法度，盗贼不兴，命案罕见，无奸伪盗诈之习，有熙宁静之风，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？若夫本朝，自关外创业以来，存仁义之心，行仁义之政，即古昔之贤君令主，亦罕能与我朝伦比。且自入中国，已八十余年。敷猷布教，礼乐昌明，政事文学之盛，灿然备举，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？孔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是夷狄之有君，即为圣贤之流，诸夏之亡，君即为禽兽之类。宁在地之内外哉！《书》云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本朝之得天下，非徒事兵力也。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，甲兵仅十三人，后合九姓之师，败明四路之众。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，兵亦不过十万，夫以十万之众，而服十五省之天下，岂人力所能强哉？实道德感孚，为皇天眷顾，民心率从，天与人归。是以一至京师，而明之臣民，咸为我朝效力驰驱。其时统领士卒者，即明之将弁，披坚执锐者，即明之甲兵也。此皆应天顺时，通达大义，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。而其人亦标名竹帛，勒勋鼎彝，岂不谓之贤乎？而得以禽兽目之乎？及吴三桂反叛之时，地方督抚提镇，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，转饷挽粮，多半汉人也。且多临阵捐躯，守土殉节者，国史不胜其载，历历可数。又如三次出征朔漠，宣力行间，赞襄荡平之勋者，正复不少。岂不谓之忠且义乎？而得以禽兽目之乎？即如岳钟琪，世受国恩，忠诚义勇，克复西藏，平定青海，屡奏肤切，赤心奉主，岂非国家之栋梁，朝廷之柱石乎？如逆贼曾静者，乃汉人之禽兽也。盖识尊亲之大义，明上下之定分，则谓之人。若沦丧天常，绝灭人纪，则谓之禽兽。此理之显然者也。且夷狄之名，本朝所不讳。孟子云：“舜东夷之人也，文王西夷之人也。”本其所生而言，犹今人之籍贯耳。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，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，满洲闻之，莫不忿恨之，而逆贼以夷狄为诮，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。
本朝定鼎以来，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，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。朕即位以后，早夜忧劳，无刻不以闾阎为念，是以上天眷佑，雨时若，奸宄不兴，寰宇享升平之福。在昔汉、唐、宋极治之时，不过承平二三十年，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。百姓自龆龀之年，至于白首，不见兵革，父母妻子家室完聚，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？且汉、唐、宋、明之世，幅员未广，西北诸处，皆为劲敌，边警时闻，烽烟不息。中原之民，悉索敝赋，疲于奔命，亦危且苦矣。今本朝幅员弘广，中外臣服，是以日月照临之下，凡有血气，莫不额手称庆，歌咏太平。而逆贼谓乾坤反复，黑暗无光，此又犬获鸱之吠鸣，禽兽中之最恶者矣。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，故恋恋于明乎，今昌平诸陵，禁止樵采，设户看守，每岁遣官致祭。圣祖屡次南巡，皆亲谒孝陵奠酹，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，朕又继承圣志，封明后以侯爵，许其致祭明代陵寝，虽夏、商、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，无以加矣。若逆贼果心念前明，更当感切肺腑，梦寐之中，惟本朝崇奉，而犹云：“内中国而外夷狄乎？”此逆贼也。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，即在明代，亦一禽兽，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，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。
又云：“五六年内寒暑易序，五谷少成，恒雨恒，荆、襄、岳、常等郡，连年洪水滔天，吴、楚、蜀、粤，旱涝时闻，山崩川竭，地暗天昏。”夫天时水旱，关乎气数，不能保其全无，所恃人力补救耳。如尧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，但朕自嗣位以来，赖天地祖宗之福庇，阴阳和顺，风雨时调，五谷丰收，农民乐业，各省之内，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，即令动帑赈济，民获安全。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，有伤禾稼，即特发帑金，筑堤捍御，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。幸六年之内，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。倘遇大水大旱，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。方今天下，凡有知识之人，以及草木昆虫，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，而云“地暗天昏”，盖逆贼之心昏暗，入于鬼道，固不知有天地矣。至云：“孔庙既毁，朱祠复灾。”孔庙之不戒于火，唐宋皆有之。明弘治时，被灾尤甚。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？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，则将来叛逆之徒，必藉此煽动人心，至有纵火焚毁，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。逆贼既称东鲁腐儒，附于圣人桑梓，而忍为此言乎？若朱祠之焚，未知果有其事否？但朱子祠宇遍天下，偶一被火，即关君德，则诸儒之祠宇何穷，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？至云：“五星聚，黄河清；为阴尽阳生，乱极转治之机。”夫果至乱极之时，有此嘉详，犹可附合其说，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，然已大法小廉矣，民生虽不敢曰安，然已衣食粗足矣。四方无事，百姓康乐，户口蕃庶，田野日辟，正万国咸宁之时，而乃云“乱极”乎？且食草木者何人，积尸者何地，逆贼能确指之乎？昧心丧理，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。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，历代未有若斯之厚，而且显也。朕即位之初，孝陵蓍草丛生，六年之秋，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，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，九穗盈尺之瑞谷，五星聚于奎璧，黄河清于六省，骈实连株之应，卿云甘露之祥，朕虽不言祯符，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，莫不备臻而毕具。而逆书则云：“山崩川竭。”试问此数年来，崩者何山，竭者何川，能指出一二否乎？
夫灾异之事，古昔帝王未常讳言。盖此乃上天垂象，以示儆也。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，即可化灾为福矣。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，必致转福为灾矣。朕于此理见之甚明，信之甚笃，故每逢上天赐福，昭示嘉祥，寤寐之间，倍加乾惕。并饬内外臣工，共深敬谨，若涉冰渊，所颂谕旨，已数十次，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！数十年来，凡与我朝为难者，莫不上干天谴，立时殄灭。如内地之三逆，外蕃之察哈尔、噶尔丹、青海、西藏等，偶肆跳梁，即成灰烬。又幺么丑类，如汪景祺，查嗣庭、蔡怀玺、郭允进等，皆自投宪网，若有鬼神使之者。今逆贼曾静，又复自行首露。设逆贼但闭户著作，肆其狂悖，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，其大逆不道之罪，何人为之稽察，不几隐没漏网乎？而天地不容，使之自败，朕实感幸之。昔明世嘉靖，万历之时，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，不一而足。如《忧疑议录》、《弹园杂志》、《西山日记》诸书咸讪诽朝廷，诬及宫壶，当时并未发觉，以致流传至今，惑人观听。今日之凶顽匪类，一存悖逆之心，必曲折发露，自速其辜，刻不容缓，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？又云：“自崇祯甲申，以至今日，与夫德祐以迄洪武，中间两截世界，百度荒塌，万物消藏，无当世事功足论，无当代人物堪述。”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？元自世祖定统之后，继世之君，不能振兴国家政事，内则决于宫闱，外则委于宰执，纲纪废弛，其后诸帝，或欲创制立法，而天不假以年，所以终元之世，无大有为之君。
本朝自太祖、太宗、世祖，圣圣相承。圣祖在位六十二年，仁厚恭俭，勤政爱民，乾纲在握，总揽万几，而文德武功，超越三代，历数绵长，亘古未有。朕承嗣鸿基，以敬天法祖为心，用人行政，无一不本于至诚。六年以来，晨夕惕厉之心，实如一日。朕虽凉德，黾勉效法祖宗，不敢少懈，是岂元政之可比哉？且元一代之制作，及忠孝节义之人物，亦史不胜书。《元史》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？其称太祖则云：“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神。”称世祖则云：“度量弘广，知人善任，信用儒术，立经陈纪。”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，而云“无当世事功足论”乎？且《元史》专传之外，其儒学、循良、忠义、孝友诸传，标列甚众。而云“无当代人物堪述”乎？《元史》系明太祖所修，而逆贼云尔，是厚诬明太祖矣。乃称欲为明复仇乎？夫天眷帝德，以为保定，朕惟兢兢业业，夙夜基命，则自蒙上天嘉佑，历世永享太平，为内外一家之主，岂一二禽兽之吠鸣，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！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，君臣为五伦之首，较父子尤重。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，即未有不知有君者，况朕之俯视万民，实如吾之赤子，朕清夜扪心，自信万无遭谤之理。而逆贼之恣意毁谤，果何自而来乎？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，加之平等之人，尚有应得之罪，今公然加之于君上，有是理乎？何忍为乎？朕思秉彝之良，人所同具，宇宙亿万臣民，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，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，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，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，可恨亦可哀矣。逆贼之所诋毁者，皆禽兽不为之事，而忍心加之于朕，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，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。普天率土之臣民，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，但天壤间，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，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，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，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，闻此流言，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。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，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，使众知之。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，而为此布告之词，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，万方黎庶，将以此欺天乎？欺人乎？抑自欺乎？朕见逆贼之书，坦然于中，并不忿怒，且可因其悖逆之语，明白晓谕，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，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，得白于天下后世，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。特谕。